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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中國最廣大的民心凝聚在黨的旗幟下—讀[美]哈里森·福爾曼《北行漫記》

          訪問次數: 1740        作者: ahjgbzw                發布時間:2023-04-20

          [字體: ]

          哈里森·福爾曼是美國知名記者,1930年首次來到中國,因受埃德加·斯諾影響,1937年抵達陜北采訪。1940年,福爾曼再次來到中國,并于1943年11月率先向國民黨當局提出去延安采訪的要求。1944年5月,作為中外記者團的一員,從重慶出發北上,在延安和華北抗日根據地開始了為期5個月的采訪,寫下了轟動中外的《紅色中國報道》(后譯為《北行漫記》)?!侗毙新洝纷鳛椤段餍新洝返逆⒚闷?,是反映延安和華北抗日根據地“權威性的目擊者的證明書”,向全世界忠實報道了抗戰圣地延安及英勇抗日的八路軍的情況,揭開了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把自己的根深植于中國最貧窮但卻是最廣大的民眾之中”的謎底。

          “三三制”是根據地民主政治建設的成功實踐

          1935年紅軍到達之前,“陜北是國內最受壓迫的區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當地人民在與國民黨斗爭中追求實行共產主義,并提出了“人民有權選舉自己的政府”等口號。書中寫道:紅軍到達陜北后,“邊區政府開始用直接的秘密的投票舉行普選”,不分階級、黨派、信仰、財產、性別或種族。1940年,中國共產黨將選舉方法修改為“三三制”,共產黨員在民主政權組成人員的分配中只占1/3,并堅持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三三制”成為根據地民主政治建設的成功實踐,福爾曼不僅多方了解了這種民主代議制,而且親自參加過一次邊區政府與邊區參政會常務委員會的聯席會議。他指出,“所有24個與會的參政員,由民眾選舉產生,其中包括8個共產黨參政員”,出席的參政員有農民、商人、大地主、佃農、教育家、醫生、軍官、回教徒等,與國民黨當局“死抱著一黨專政與個人獨裁”“只有黨治,而無民眾選舉”的情況形成了鮮明對比,充分肯定了中國共產黨在黨內黨外發展民主政治方面的進步。

          “共產黨員極端注重他們的文化”

          福爾曼關注中國共產黨的文化工作,指出“共產黨員極端注重他們的文化”,教育“完全建立在實際應用上面”。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提出文藝要為人民大眾服務,要求文藝工作者要深入民間,展現民眾的情感和風俗習慣。福爾曼就曾出席過一次有40余名文化工作者參加的討論會,他發現“延安的文化人牢牢地記住毛澤東的話,得到了可驚的結果”,認為秧歌的發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說,差不多每一個鄉村都有秧歌表演,其中大多采用戰爭題材,也有“關于共產黨打算著手進行的新的舉措”的內容,如宣傳衛生法等。福爾曼詳細介紹了自己看過的一支主題為打擊“巫醫”的秧歌,劇中的巫醫在科學面前最終放棄巫術。他認為這對迷信問題“給予一個良好的觀念”。類似的還有大量的活報表演,以及群眾廣為參與的現代舞等。這些藝術形式凝聚了民眾智慧,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對外來文化的創新性發展。

          福爾曼對延安大學進行的一些教育改革表示贊賞。學校要求文學藝術要有“中國自己的形式”,學生“一年中至少有三個月”要緊密結合所學進行實習。除了延安大學,福爾曼還發現抗大、魯藝等院校的學生除了學習也都積極參加勞動,中國共產黨在此培養了一大批德才兼備的高素質人才,為創造輝煌、成就偉業奠定了人才基石。

          “延安是勞動者的社會”

          為了打敗日本侵略者、打破國民黨封鎖、解決黨和人民生活困難等問題,中國共產黨堅持自力更生、自給自足。當時,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深深吸引了福爾曼。他在采訪中發現,邊區的每一個人,從農民到最高長官,都制定了生產計劃并付出切實行動。例如毛澤東在他的一塊地里種下洋蔥,朱德種了萵苣和白菜。福爾曼深切感受到邊區和根據地人民“用著狂熱來參與生產”。他介紹了首獲“勞動英雄”稱號的吳滿有的事跡,指出,“這種勞動英雄在農業、工業、軍事文化以及運輸各部門都有,一共有180名”。還詳細介紹了農民勞動英雄李來增、鐵工勞動英雄李之華、火夫勞動英雄董又興、戰斗員勞動英雄李偉、婦女勞動英雄郭鳳英等人的情況。對于人民軍隊參加生產,福爾曼則表示“這或者是八路軍獨有的特色”。他對八路軍開墾荒地的畝數、各類谷物的收成、合作社的生產、工人的報酬等都進行了深入調查,并指出因為部隊生產加強了、人民負擔減輕了、群眾生活水平提高了,邊區和根據地成為黨和人民群眾的“樂園”,“人人都工作,人人都喜歡工作”。福爾曼表示他從采訪中聽到了希望的聲音:“我相信我是聽到自信了。”

          人民相比過去“吃得飽”“有自由”“受保護”

          兵民是勝利之本。福爾曼對于當時華北和華中有220萬民兵感到好奇,通過采訪民兵文襄雄,深刻理解了廣大人民為什么自愿地、高興地與八路軍“精誠合作”——因為他們相比過去“吃得飽”“有自由”“受保護”。福爾曼曾實地觀察過八路軍奇襲汾陽大營盤電燈公司、火燒汾陽火車站的戰斗,他發現廣大民兵是“八路軍的眼睛和耳朵”,不分白天黑夜密切配合八路軍作戰。當看到約50名敵偽俘虜被押出戰場,勇士們扛回步槍、機槍、戰刀、大衣等戰利品,邊區老百姓提籃抬筐送來雞蛋、肉、瓜果慰勞八路軍時,福爾曼抑制不住興奮地說,“我要將所見到的八路軍英勇戰斗的故事,寫成文章,拍成照片,告訴全世界人士”。在隨后召開的祝捷大會上,他又作了長篇講話,用事實戳穿了國民黨散布的“八路軍不打仗”“沒有傷兵”等謠言。

          “中國的發展不會沿蘇俄的同一方向進行”

          實現共產主義是中國共產黨的最終目標,但毛澤東基于當時中國條件告訴福爾曼:“我們不是求達到蘇俄的社會與政治的共產主義。”在經濟方面,為團結最廣大人民共同抗日,毛澤東不主張“像蘇聯那樣趨于極端——沒收地主的土地”,而采用“代以修改的政策——勸告地主減租達到合理的數字”,并鼓勵競爭與私人企業發展;在政治方面,毛澤東提出并推行民主政治,采用“三三制”限制任何一黨專政的可能性。周恩來在接受福爾曼采訪時明確表示,我們最終的理想是“共產主義的社會集體主義”,但“中國的發展不會沿蘇俄的同一方向進行,它將有著各個階段”,并從生產方式、企業發展、減租減息、民主選舉以及爭取國際和平與合作多個方面闡述了毛澤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福爾曼在采訪和實地考察時發現,延安的中國共產黨一方面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但又根據實際情況采取了不同于蘇聯的共產主義實現方式,將中國最廣大的民心緊緊凝聚在了黨的旗幟之下。(王鵬程)(學習時報)

           

              信息來源: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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